成都战役是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的一次重大行动，直接决定了西南地区的战略格局。这场战役从12月11日拉开帷幕，到27日结束，历时不到三周时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和的指挥下，集结约60万兵力，对胡宗南集团的30多万部队实施大迂回、大包围、大歼灭。整个布局源于中央和的战略方针，即“先南后北、先慢后快”，目的是通过多路并进的方式，压缩敌军活动空间，避免其主力逃窜到边远山区。

　　早在1949年5月下旬，就明确指示，由贺龙率部经营川北，与二野协作解放四川、西康、贵州等地。7月16日，进一步下达命令，刘伯承、率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西、鄂西、黔北入川，目标直指重庆和成都一线万人马从陕北南下，形成北翼配合。10月13日，中央正式成立西南局，任，刘伯承第二，贺龙第三，同时组建西南军区，贺龙和分任司令员与政委。这套领导架构确保了军政合一，便于统筹西南四省的解放工作。

　　第二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包括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兵团，总计20多个军，兵力雄厚。从8月底开始，二野就开始佯动，吸引胡宗南注意力。11月1日，二野第三、第五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，从贵州天柱到湖北巴东的500公里战线发起进攻，撕开大西南防线的最薄弱环节。蒋介石急令胡宗南南撤，但为时已晚。11月15日，二野攻克遵义外围，25日重庆外围战斗打响，30日重庆宣告解放。刘伯承当即下达追击令，部队分路西进，沿长江北岸推进，直奔成都平原。

　　贺龙的第十八兵团作为北路主力，从陕北出发，10月18日接到亲笔命令，11月6日组成前线日，二野渡江后，贺龙部队立即跟进，8月底已佯攻秦岭要隘，制造主力由陕入川的假象，成功抑留胡宗南主力。11月30日，贺龙下令北线部队跟踪追击，执行“追而不迫，突而不破”的策略，避免敌军过早南逃。12月9日，川康地区的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潘文华和云南卢汉先后宣布起义，这为解放军提供了宝贵情报和侧翼支持。第十八兵团迅速调整部署，12月14日攻占广元，18日剑阁，21日绵阳和巴中，22日江油，彻底完成对成都平原的北封锁。

　　南路二野部队则从重庆西进，12月13日攻占宜宾，15日简阳，16日乐山，17日刘邓指示第十二军渡过岷江，攻占邛崃和大邑，形成对成都的“品”字形包围。整个战役中，二野南路两个军进军乐山，另两个军直取邛崃和新津，切断退往西昌的通道。胡宗南集团包括第五、第七、第十二、第十五、第十八、第二十兵团，试图向西康、云南、贵州突围，但指挥系统混乱，蒋介石的飞机调度失误导致胡宗南本人滞留海南岛，部队群龙无首。

　　这场战役的布局体现了解放军的战略智慧：二野主力负责正面突击和南翼封锁，第十八兵团则从北面牵制和追击，形成夹击之势。方面，胡宗南的30万大军本是残余精锐，但内部起义频发，士气低落，行动迟缓，最终在成都平原被分割包围。战役结果是歼灭军30余万人，俘虏包括李文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，彻底瓦解了西南势力。这次行动不仅是军事胜利，还为新中国西南地区的稳定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围困成都的战术执行分为前期推进、中期阻击和后期歼灭三个阶段，每一阶段都依赖二野和第十八兵团的密切协作。12月11日战役正式启动，二野南路部队快速西进，第十二军在邛崃会议上明确部署：第三十四师向邛崃靠拢，第三十五师扼守固驿镇，第三十六师守至和场高地，形成多层防御网。12月18日，二野攻占彭山，19日第三十六师攻克邛崃县城，第三十五师在固驿镇消灭中央团，并在峨眉俘获宋希濂。20日第三十四师拿下大邑，至此南路已截断西逃路线。

　　北路第十八兵团的推进同样迅猛，12月14日解放广元后，部队分路南下，封锁嘉陵江东岸。21日，第十八兵团各军及第七军一部进至绵阳、江油、巴中一线，与二野第三、第五兵团会合，完成对成都的南北夹击。刘伯承、当即下达成都战役命令，强调集中兵力歼灭外围敌军。方面，21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从成都向西康、云南突围，22日胡在新津开会，决定第五兵团向西昌，第十八兵团向昭通，第七、第十五、第二十兵团向毕节。但23日胡宗南飞机误降海南，部队失去指挥，突围行动立即陷入瘫痪。

　　中期阻击阶段，二野部队在成都外围筑起坚固防线日，第二十七、第六十九、第九十军进入固驿镇，与第三十五师一零五团激战，但未能突破。25日，杨勇和杜义德部署第三十四师阻击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部猛攻邛崃，但第三十五师迂回包抄，第三十四、三十六师正面阻击，收复失地。26日，突破高山镇，威胁邛崃东门，但解放军迅速反击，歼灭第九十军，俘虏军长黄仁及两万余人。同期，北路第十八兵团推进至什邡、郫县、安德一线，促成董宋珩、罗广文、陈克非等将领起义。

　　后期歼灭最为关键，27日李文兵团部被攻入，李文本人投降，其余部全歼。同日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宣布投共，第十八兵团整体接受改编。这一系列起义极大加速了战役进程，避免了巷战破坏成都城区。二野部队在邛崃、固驿镇等地歼灭主力，第十八兵团则从北面压缩包围圈，缴获大量武器装备。

　　各部贡献不可或缺，二野主力承担了正面攻坚和南翼阻击的重任，歼灭第五兵团等精锐；第十八兵团的北路追击和牵制作用同样突出，从秦岭一线拖住胡宗南主力，到后期促成李振起义，直接促成成都和平解放。胡宗南集团的溃败源于指挥失误和内部瓦解，部队在突围中四散，损失惨重。这次围困战术的成功，体现了解放军在运动战和攻势上的双重优势，为后续西南清理残敌提供了条件。

　　刘伯承和的严令——除第十八兵团外，其他部队一律不准入城——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多层战略考量。这一决定于12月27日成都解放后迅速下达，当时二野第十军已推进至新津机场附近，连续作战伤亡不小，向指挥部请示率先入城。但刘邓回电明确，优先第十八兵团执行接管任务。这不是随意安排，而是基于军事、和后勤的综合权衡。

　　首先是肯定第十八兵团的突出贡献。整个西南战役，第十八兵团从陕北南下，执行中央“追而不迫”的方针，在秦岭一线万大军，避免其过早南撤干扰二野主力。二野攻克重庆后，第十八兵团迅速转为穷追猛打，将部队分割困于成都平原，导致胡宗南乘机逃窜，残部被逐个歼灭。刘邓清楚，第十八兵团的侧翼牵制是战役顺利推进的关键。没有这一北翼配合，二野可能面临更大压力。接管成都作为解放大西南的标志性战果，本是无上荣耀，二野已掌控重庆这一大城市，为平衡两部协作，将成都交给第十八兵团，既是表彰功劳，也体现了党内公平原则。

　　其次是着眼后续作战的兵力部署。成都解放只是西南战役的一环，情报显示残部已集结西昌，需立即追击歼灭。同时，广西边境匪患规模达数十万，与逃散部队合流，形成丛林山野中的隐患，必须清除。刘邓初步评估，完成西昌作战和广西剿匪，至少需要两个兵团的兵力。若二野第三、第五兵团入城休整，主力分散，难以快速机动南下。相反，将接管成都的任务交给第十八兵团，二野部队可立即转入追击，保持战斗力集中。这体现了刘邓一贯的战略思维：不恋栈一时战果，优先全局推进，确保解放军在西南的连续作战能力。

　　第三是考虑成都接管工作的实际效率。贺龙虽出生湖南，但早年在四川军界深耕，1925年即任川军师长，在当地将领中威望极高。围困成都期间，第十八兵团通过工作促成多名川军高级军官起义，如邓宝珊、裴昌会等，这为和平解放铺平道路。成都作为西南少有的大城市，接管后涉及市政恢复、治安维护、经济重建等多项事务，贺龙的本地根基有助于快速协调各方，避免潜在动荡。若由二野外地部队主导，可能面临沟通障碍和工作延误。刘邓的决定，正是从实际出发，选择最优方案，确保成都平稳过渡到新政权轨道。

　　12月27日成都解放后，30日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正式入城，举行简朴仪式，标志西南战役进入收尾阶段。贺龙指挥部队迅速布防，接管市政厅，设立哨卡，安置起义人员，维持市井秩序。残余势力虽溃散，但西昌和广西的威胁犹在。二野主力未作停留，1950年1月即转战西昌。1月25日发起西昌战役，二野第四兵团从成都平原西进，翻越大雪山，2月5日外围战斗打响，与第四兵团夹击第五兵团。2月12日攻克普济寺高地，20日市区激战，敌副长官唐式遵被击毙，27日全歼敌万余，彻底清除西昌隐患。第十八兵团提供侧翼支援，封锁增援路线。

　　同期，西南局部署广西剿匪，二野第五兵团3月南下，从贵州入桂，穿越喀斯特山区。匪徒与残军合流，盘踞山野，袭击村寨。4月部队发起清剿，夜袭匪巢，俘获头目韩蒙轩。5月进入，分小股深入丛林，逐村围堵，6月攻克大黎匪寨。整个行动历时数月，逐步压缩匪区，7月基本清除威胁。贺龙从成都派出援军，协助边境封锁，维护藏区稳定。

　　西南战役结束后，刘伯承1950年任西南军政委员会，专注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，督导成渝铁路修建。1952年调中央，参与国家决策。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，统筹剿匪与生产，部队开荒种地，保障军民供给。1955年贺龙授元帅衔，后调北京主持体育工作。这次战役的成功，不仅解放了西南四省，还为新中国边疆稳定提供了模板。